作者｜余英时，历史学家、汉学家
“侠”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产品。这一论断当然不是否认其他文化中也有和“侠”相似的现象。最明显的如西方的“武士”(Knighthood)或“骑士”(Chivalry)确足与中国的“侠”相互参证。事实上，武士阶层在世界各大文化中都先后扮演过重要的角色，而且其道德规范也大同小异。但比较文化史特别引人入胜之处则不在其“大同”的一面，而在其“小异”的部分。只有着眼于“异”，我们才能超越武士阶层的世界通性，以进而彰显“侠”的中国特性。本文将着重于“侠”在中国文化、社会史上的流变。这是因为“侠”的观念在中国史上经历了好几个变迁阶段，不容“一言以蔽之”。通过探源和溯流的研究方式，我们才能比较准确地划定“侠”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位置。近代学人关于“侠”的起源讨论较多，大体言之，他们认为“侠”是从古代“士”阶层中逐步演变出来的，而古代的“士”则都是武士。事实上，商、周的“士”大致是文武兼资的，到了春秋以后才开始有文武的分化。下逮战国时代，文士与武士已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集团了。顾颉刚《武士与文士之蜕化》说：然战国者，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，不但不能废武事，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，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。彼辈自成一集团，不与文士溷。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：文者谓之“儒”，武者谓之“侠”。儒重名誉，侠重意气。……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，惮用力者归儒，好用力者为“侠”，所业既专，则文者益文，武者益武，各作极端之表现耳。［1］这一论断大体是合乎历史实况的。其中唯一可以斟酌之处是“侠”是否能看作“武士”的专名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云：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，而人主兼礼之，此所以乱也。这大概便是顾氏立说的根据。但是我们似乎只能说出侠出于武士阶层，而不能说凡是武士都可以称作侠。严格言之，侠是武士中最具典型性并将武士道德发展至最高水平的人。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云：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厄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，盖亦有足多者焉。司马迁这一段关于“侠”的描写不但抓住了古代“侠”的真精神，而且也为后世仰慕“侠”行的人树立了楷模。根据这一标准，大概只有武士中之出类拔萃者才能称之为“侠”，一般武士是不够格的。“侠”既渊源于武士阶层，则其出现的历史过程大致与文士相同，也就是说，“侠”起于古代“封建”秩序的解体。文武兼包的“士”在周代“封建”制度中原是最底层的贵族。但到了春秋以后原有那种固定的封建等级制度已不能维持了，于是发生上下流动的现象。有些高层的贵族下降为“士”，更有不少平民上升到“士”的阶层。一方面，“士”开始文武分化；另一方面，“士”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之中。齐思和《战国制度考》指出：平民既成为战斗之主力，于是尚武好勇之风逐传播于平民，而游侠之风与焉。慷慨赴义，尽忠效死，本为封建时代武力之特殊精神。……惟春秋之侠士刺客，犹限于贵族。至战国则举国皆兵，游侠好勇之风，遂下被于平民。于是抱关击柝，屠狗椎埋之流，莫不激昂慷慨，好勇任侠，以国士自许。而当时之王公大人，或用之以复仇，或资之为爪牙，往往卑礼厚币，倾心结纳。严仲子以万乘之卿相，而下交于聂政；信陵君以强国之公子，而屈礼于侯生。此种泯除贵贱之态度，实封建时之所未有。而侠客亦遂激于宠礼，慷慨图报；一剑酬恩，九死无悔。［2］平民上升为“士”(包括武士)是战国时候最重要的变动之一。这便说明，中国的“侠”在历史舞台上初出现时即包括了平民在内，而非贵族阶层所独占。这是“侠”与西方“骑士”之间最显著的文化差异之一。西方中古的骑士必然是贵族，故不仅有庄严的授爵典礼(dubbing)，而且还有正式的组织(orders)。中国古代的“士”在春秋以前也是贵族并且也有成“士”之礼(如“冠礼”)，但是至少在战国时代士、庶之间的界线已趋于模糊，而且有关“士”的礼仪似乎也松弛了。今天传世的礼书大致只能代表古代体制的理想化，不足以说明战国以下的实际状况。在“礼崩乐坏”以后，“士”的资格的取得是否必须通过形式的礼仪，如西方中古的骑士之例，至少在史籍上是找不到明确记载的。从一般武士的情况推到“侠”的问题，则中西文化的差别更为清楚。“侠”之名在春秋时代尚未出现。所以中国的“侠”从一开始即不限于贵族，而包括了许多平民在内。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云：古布衣之侠，靡得而闻已。近世延陵、孟尝、春申、平原、信陵之徒，皆因王者亲属，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，招天下贤者，显名诸侯，不可谓不贤者矣。比如顺风而呼，声非加疾，其势激也。至如闾巷之侠，修行砥名，后施于天下，莫不称贤，是为难耳。然儒墨皆排摈不载。自秦以前，匹夫之侠，湮减不见，余甚恨之。在这段文字中，司马迁一连用了“布衣之侠”、“闾巷之侠”和“匹夫之侠”三个名词，显然都指平民而言，并持以与战国四公子之辈相对照。在他的观念中，战国时代的“侠”显然可分两类：一为贵族(卿相)之侠，一为平民之侠，而后者更为可贵。这一点在《汉书·游侠传》中说得更明白：陵夷至于战国，合从连横，力政争疆，由是列国公子，魏有信陵，赵有平原，齐有孟尝，楚有春申，皆藉王公之势，竞为游侠，鸡鸣狗盗，无不宾礼。可见班固正是把四公子划为“游侠”一类。至于《史记》中的“延陵”，据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二十八(史记注)条云：延陵谓季札……以其遍游上国，与名卿相结，解千金之剑，而糸冢树，有侠士之风也。顾氏以“延陵”为春秋时代的吴季札。此说可信与否在此无关紧要。值得注意的是他显然也认为司马迁所述延陵等五人是属于“卿相之侠”，而与“布衣之侠”不同科。司马迁一方面指出“侠”有贵族与平民之别，另一方面则对平民之“侠”特加推重，故曰：“自秦以前，匹夫之侠，湮减不见，余甚恨之。”这一点反映了汉初的“侠”大致已发展到以平民为主体的阶段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实，足以说明为什么“侠”和古代作为贵族最底层的“士”已大为不同，即“侠”并不需要通过一套形式化的“礼”而存在。前面所引司马迁关于“游侠”的描写，如言必信、行必果、诺必诚等只是行为的表现，而不是“礼”。从这一点来观察，“侠”和西方中古骑士的差异更是泾渭分明了。西方骑士之正式取得并维持其资格必须通过许多繁复的礼仪，如上面提到的授爵礼和各种定期的武术比试(toumaments)。这大概有些像中国古代的“士”的“冠礼”、“大射礼”、“乡射礼”之类，因为骑士和中国春秋以前的“士”同是世袭的贵族。西方骑士的家世背景是极其严格的，如果偶有一个平民被误授以骑士的身份，所有参与授爵典礼的人都要受到严厉的处罚［3］。《管子·小匡》篇所载“士之子常为士”的原则在西方骑士史上确是信而有征的。由于“侠”自始即包括了贵族和平民两种社会成员，而且平民的比重还越来越高，所以“侠”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一套“礼”的规定。这也许是因为“礼不下庶人”的缘故。总之，以“侠”与西方骑士相对照，我们会发现“侠”的主要凭借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气概，而不是形式化的资格。中国史籍上充满了“侠风”、“侠气”、“侠节”之类的名词，但却未见有“侠礼”之称。“侠”虽然主要指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，这一精神却也不能完全没有社会基础。这就涉及在战国秦汉之际，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“侠”的问题了。钱穆《释侠》指出：史公特指孟尝、春申、平原、信陵为侠。至其所养，则转不获侠称。……故孟尝、春申、平原、信陵之谓卿相之侠，朱家、郭解之流谓闾巷布衣之侠，知凡侠皆有所养，而所养者非侠。此义，又可征之于《淮南》之《泛论训》。其言曰：“北楚有任侠者，其子孙数谏而止之，不听也。县有贼，大搜其庐，事果发觉，夜惊而走。追道及之，其所施德者皆为之战，得免而遂返。语其子曰：“汝数止吾为侠，今有难，果赖而免身。”此任侠为有所养之证也。至其所施德为之战者，则转不得侠称。［4］钱先生此处的观察十分敏锐，所引《淮南子》中“任侠”的故事尤其能说明问题。依照这一解释，古代的“侠”还不是指言必信、行必果、诺必诚、存亡死生……的个别武士，而是指这些个别武士的领袖，也就是赡养着这些武士的人。如贵族中孟尝君之流和平民中朱家、郭解等人。他们平时都对大批武士予以财力的支持以及政治的庇护，因为这些武士中有颇多犯法的“亡命”之徒。韩非所谓“侠以武犯禁”，正指这种情况而言 。这一“侠”的文化特色更是在西方中古骑士身上完全找不到痕迹的。换言之，西方骑士是合法的正式组织，而中国的“侠”则是非法的结合。“侠”在战国秦汉之际所以成为一股很大的社会势力便是因为“任侠”的人手下有大批武士，可以在危机时为他出死力，如上引《淮南子》中“北楚有任侠者”之例。相与信为任；同是非为侠。所谓权行州里，力折公侯者也。过去的注家曾对“任”字、“侠”字提出各种训诂上的解释，这里无须深究。如淳注的重要性首先在于指出了“任侠”是一种团体，不但互相信任，而且有共同的是非。其次，更重要的则是它扼要地揭示了“侠”的社会结合的本质：“权行州里”指“侠”的地方势力而言；“力折公侯”则指这种势力和政治权威处在对抗性的地位。如淳是曹魏时代的人，他对于“任侠”的理解大致可以说明汉代的状况。关于这一点，下面将另有讨论。17世纪的方以智在《曼寓草·任论》中也说：“盖任侠之教衰，而后游侠之势行。”杨联宝先生解释此语说：方以智认为任侠游侠，应有区别。……大意似以孟尝信陵朱家郭解等能养士结客，有许多人依附者为任侠，单身或少数的侠客剑客，则为游侠。［5］可知方氏也强调“任侠”的社会集团的性格，这和上引钱先生的看法大体相合。这一解释在战国秦汉之际的史料中是能够得到印证的。最后，关于“侠”的起源，我们还要澄清它和古代各派思想之间的关系的问题。近代学者先后至少提出过三种看法。第一是章炳麟的侠源于儒说。《检论·儒侠》云：漆雕氏之儒，不色挠，不目逃，行曲则违于臧获，行直则怒于诸侯。其学废而闾里游侠兴。侠者无书。不得附九流，然天下有亟事，非侠士无足属。……世有大儒，固举侠士而并包之。徒以感慨奋厉，矜一节以自雄，其称名有异于儒焉耳。［6］这是说漆雕氏之儒即是古代的侠，其学既废才有“侠”的继起。但是即使在后世，“儒”仍然可以包括“侠”。贵族政治崩坏以后，失业之人乃有专以帮人打仗为职业之专家，即上述之侠士。此等人自有其团体，自有其纪律。墨家即自此等人中出：墨子所领导之团体，即是此等团体。［7］第三是“侠”与黄老道家有关说。劳干《论汉代的游侠》注意到汉初游侠似与黄老有关涉，如郑当时、汲黯诸人一方面喜“任侠”，另一方面又好黄老之言。劳先生所提出的假设性解释是二者都同属于平民阶级。劳先生更进一步说：《史记·游侠传》序称：“儒墨皆排摈不载。”可见游侠既非儒亦非墨。亦即是游侠的行动不要任何学术或思想做基础。所谓或以为韩非言“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”，而认为墨出于侠，是并无根据的。不过侠虽与道家并想上相承之序，却有若干思想上沟通之处。因为游侠本是一种传奇式的行动，出发点是任情适性，而不是在清规下的严肃生活，所以与儒墨俱不类，只有在道家之中可以适合。［8］这三说之中，尤以墨出于侠的观念流行较广。但按之史实，这三种说法都缺乏坚强的论据。西方的骑士虽然也起源于古代俗世社会中的武士阶级，特别是条顿民族的英雄传统，但自十字军东征以后，骑士便和基督教汇流，从此骑士阶级至少在理论上已成为教会的捍卫者。所以一般专家承认“骑士”精神是由尚武、贵族和基督教三种成分混合的结果［9］，甚至最严谨的史家也不能否认骑士的仁慈、忠诚、正义等道德观念确有宗教的渊源［10］。中国的“侠”则不然，它并非源于任何一派思想，也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思想，更没有和任何学派合流。这又是“侠”与“骑士”的重要文化差异之一。概括言之，侠只有社会谱系可说，其直接系统出自武士阶层，而武士则又由古代文武兼包之士分化而来。漆雕氏之儒和“赴火蹈刃”的墨者(见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)都不过是古代文武兼包之士之蜕化未纯者，因此和“侠”有几分表面上的相似。如果仅据此而断言“侠”与儒、墨之间有谱系关系，则未免过于轻率。司马迁说“闾巷之侠……儒墨皆排摈不载”，这一句话便是以否定“侠”和儒、墨有谱系关系的断案了。而且司马迁此处所用“儒墨”一词已是“文士”的泛称，并不专指儒、墨两家。这在汉代文献中是常见的情形。例如《淮南子·泛论训》说：“总仰鲁之儒墨，通先圣之遗教。”《盐铁论·晁错》篇说：“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，讲论集议。”这两处“儒墨”的用法都只能解为一般文士的代称。墨者是文士而不是武士，这是战国秦汉时代的通解。至于道家不同情“侠”的行为，证据也是十分明显的。《淮南子·泛论训》在引述了“北楚有任侠者”的故事之后，接着评论道：知所以免于难，而不知所以无难，论事如此，岂不惑哉！《淮南子》是汉初道家思想的总汇。此处评语显然是以“任侠”为多事，不合黄老“清静无为”的宗旨。我们又如何能说“侠”和“黄老”在思想上有所契合呢？总之，上引章炳麟《儒侠》篇中“侠者无书，不得附九流”一语已道尽了“侠”的底蕴，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为“侠”寻找任何古代学派的渊源了。游侠起于战国，但至汉代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战国时代的“侠”常接受有权有钱者的招致，周游各国。这是“游侠”一词的由来。如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之末太史公曰：吾尝过薛，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，与邹、鲁殊。问其故？曰：孟尝君招天下任侠，奸人入薛中，盖六万余家矣。这六万多家包括了“任侠”者和他们所养的死士(“奸人”)。这些“游侠”当然都是从各地应招而来的。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记“鸢堕腐鼠，而虞氏以亡”的故事：虞氏，梁之大富人也，家充盈殷富，金银无量，财货无赀。升高楼，临大路，设乐陈酒，积(击)博其上，游侠相随而行楼下。博上者射朋张中，反两而笑，飞鸢适堕其腐鼠而中游侠。游侠相与言曰：虞氏富乐之日久长，而常有轻易人之志。吾不敢侵犯，而乃辱我以腐鼠。如此不报，无以立务(按：务、势也。)于天下。请与公缪力一志，悉率徒属而必以灭其家。这也是战国时代的故事(亦见《列子·说符篇》)：故事中的“游侠”和他们的“徒属”无疑也是从各地来投效梁之虞氏的。我曾指出，文士从战国到秦汉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，即从周游列国的“游士”转变为具有社会基础的“士大夫”。汉初数十年中虽有“游士”的活跃，但已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而已。此一变化的主要关键即在于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不能长期容忍“游士”的离心活动。文士如此，武士亦然。“游侠”进入汉代以后，其社会性格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。所不同者，“游士”经过“士族化”和“ 恒产化”之后，成为汉代政治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，而“游侠”的新发展则反对此秩序构成更严重的威胁，因此终西汉之世，“游侠”都是皇权打击的一个主要对象。布衣游侠剧孟、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，权行州域，力折公侯。“ 闾阎”、“州域”都是指“侠”的本乡而言。所以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记述“侠”的活动无不标明他们的地望。让我们举几个例加以说明。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：鲁朱家者，与高祖同时，鲁人皆以儒教，而朱家用侠闻。……自关以东，莫不延颈愿交焉。朱家虽是名闻天下的“侠”，但他的基础毕竟在东方，所以“自关以东”的豪杰才对他特别景仰。同书又说：而洛阳有剧孟。周人以商贾为资，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。吴、楚反时，条侯为太尉，乘传车将至河南，得剧孟。喜曰：“吴、楚举大事，而不求孟，吾知其无能为已矣。”天下骚动，宰相(按：《汉书》作“大将军”)得之，若得一敌国云。剧孟的势力在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境内，所以周亚夫(条侯)才如此说。《资治通鉴》卷十六不载剧孟事，因为司马光不信剧孟的势力如一“敌国”。《通鉴·考异》曰：按孟一游侠之士耳，亚夫得之何足为轻重！盖其徒欲为孟重名，妄撰此言，不足信也。司马光以宋代人的眼光看待“游侠”，不了解汉代“游侠”的地域势力，未免过于谨慎了。《史记》又说：及剧孟死……而符离人王孟，亦以侠称江、淮之间。是时济南氏、陈周庸，亦以豪闻。景帝闻之，使尽诛此属。其后代诸白(《索隐》：代，代郡人，有白氏豪侠非一，故言“诸”)、梁韩无辟、阳翟薛兄、陕韩孺，纷纷复出焉！自是(郭解)之后，为侠者极众，敖而无足数者。然关中长安樊仲子、槐里赵王孙、长陵高公子、西河郭公仲、太原卤公孺、临淮儿长卿、东阳田君孺，虽为侠，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。这些“侠”虽然都是霸一方的人物，所以必须一一标明其势力范围。《汉书·游侠传》曰：万章字子夏，长安人也。长安炽盛，街闾各有豪侠，章在城西柳市，号曰：“城西万子夏”。可见长安一城之内，“侠”即分成许多小区域，互不相犯。万章的势力限于城西柳市一带，因此才获得“城西万子夏”的称号。这种情况和现代大城市中黑社会的分区统辖，几乎如出一辙。不但如此，各地区的“侠”互相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在汉代也是约定俗成。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曰：洛阳人有相仇者，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，终不听。客乃见解，解夜见仇家，仇家曲听解。解乃谓仇家曰：“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，多不听。今子幸而听解，解奈何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？”乃夜去，不使人知。曰：“且无用。待我去，令洛阳豪居其间，乃听之。”这个故事最足以说明“侠”的地域背景。郭解虽是名闻天下的大侠，但他是河内轵人，洛阳不是他的势力范围。他不得已而调解了洛阳的仇家，却不愿居功，而仍要暗中以此功归之于洛阳的“贤豪”。他的理由是“解奈何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”，也就是说这个调解之“权”本是属于洛阳本邑之“侠”的。从万子夏和郭解的例子，我们可以完全证实汉代的“侠”确是“驰骛于闾阎，权行州域”的。“侠”和“士”一样，在汉代首先是和宗教的力量结合了起来。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中所说的“济南氏”便是提供了一个最突出的例证。《汉书·酷吏传》云：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，豪猾，二千石莫能制，于是景帝拜(郅)都为济南守。至则诛氏首恶，余皆股栗。可见氏的社会势力主要便建立在这三百多家的“宗人”上面。《汉书》卷七十六《赵广汉传》云：新丰杜建……素豪侠，宾客为奸利，(赵)广汉闻之，先风告。建不改，于是收案致法。中贵人豪长者为请无不至，终无所听。宗族宾客谋欲篡取。杜建之例说明宗族和宾客是他的群众基础。此外如姻戚、乡党、故人等当然也都包括在内。《汉书·游侠传》记齐人楼护“过齐，上书求上先人家，因会宗族、故人，各以亲疏与束帛，一日散百金之费”即是一例。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记御史大夫公孙弘议郭解“布衣为任侠行权，以睚眦杀人”，终以“大逆无道”的罪名诛其族。这也是因为郭解的势力来自宗族。由于汉代“侠”的巨大的社会势力，他们在政治上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班固说：自魏其、武安、淮南之后，天子切齿， 卫、霍改节。然郡国豪杰处处各有，京师亲戚冠盖相望，亦古今常道，莫足言者。惟成帝时，外家王氏宾客为盛，而楼护为帅。及王莽时，诸公之间陈遵为雄，闾里之侠原涉为魁。（《汉书·游侠传》）从这一段简要的叙事中，我们可以认识到西汉一代“侠”在政治上的消长。现代史学家往往强调汉代游侠的平民性，这一点自有根据。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指出：司马迁所谓“布衣之侠”、“匹夫之侠”或“ 闾巷之侠”乃是相对于周代“封建”贵族而言，汉代的“侠”却并不是普通的“布衣”、“匹夫”。战国的旧贵族到了秦汉时代基本上已消失了，但新贵族则开始形成，此即赵翼所谓“布衣将相”(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二)。汉代游侠的势力不仅遍及民间，而且和新贵族互相援引，甚至有些“侠”本身也参加了新贵族的行列。［11］我们试以魏其侯窦婴与灌夫的例子来说明“侠”与新贵族之间的关系。《史记·魏其武安侯列传》云：灌将军夫者，颍阴人也。夫父张孟，尝为颍阴侯婴舍人，得幸，因进之至二千石。故蒙灌氏姓，为灌孟。……夫不喜文学，好任侠，已然诺。诸所与交通，无非豪杰大猾，家累数千万，食客日数十百人。陂池田园，宗族宾客为权利，横于颍川。……灌夫家居虽富，然失势，卿相、侍中、宾客益衰。及魏其侯失势，亦欲倚灌夫，引绳批根生平慕之后弃之者，灌夫亦倚魏其，而通列侯宗室为名高，两人想为引重，其游如父子然。想得欢甚，无厌。恨相知晚也。灌夫的父亲张孟是灌婴的“舍人”，后并改从灌姓，其本来社会身份之低微可知，灌夫本人则因灌婴的提拔而历任郎中将、淮阳太守、太傅等要职，显然已成为汉初新贵族中的一分子。但据上引传文，灌夫其实是一个典型的“游侠”。他和魏其侯窦婴之间一方面是互重义气，另一方面则是彼此以势力相援引。窦婴看重灌夫所拥有的宗族、宾客、田园等“权利”；灌夫也需要窦婴所拥有的列侯、宗室等政治关系。前引班固语，说“及王莽时，诸公之间陈遵为雄，闾里之侠原涉为魁”。事实上，这两类的“侠”在汉代初期即已存在。陈遵在哀帝时已因军功封侯，至王莽时先后出任河南太守、九江及河内都，“凡三为二千石”。他居长安时，史言“列侯、近臣、贵戚皆贵重之。牧守当之官及国豪杰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”(见《汉书·游侠传》)。他的经历和灌夫极其相似，都可以称之为“侠而优则仕”的一型。由于灌夫卷入了魏其、武安两派政治斗争的风暴中心，所以司马迁将他的事迹附在此两人传记之内(《汉书》亦然)，否则他也应该是《游侠列传》中的人物。“游侠”的势力如此浩大，社会根基又如此深厚，他们自然是在朝的新贵族所必须争取的对象。但“游侠”的活动加深了王、侯、将、相之间的党派分裂，极不利于统一皇权的伸展。所以班固特别指出“自魏其、武安、淮南之后，天子切齿，卫、霍改节”。班固此处的“天子”是指武帝而言。其实，早在文、景两朝，汉廷已开始诛戮“游侠”了。不过大规模而有系统的剪除“游侠”却是武帝时代的事。所以酷吏政治成为武帝一朝的特色。“游侠”势力发展到了西汉中期不但助长了朝廷上的党派分裂，如上所述，而且更在地方上威胁到郡守的权力。我们可举成为例。《汉书·酷吏传》：成，南阳穰人也。……称曰：“仕不至二千石，贾不至千万，安可比人乎？乃貰陂田千余顷，假贫民役使数千家。数年会赦，致产数千万，为任侠。持吏长短，出从数十骑。其使民，威重于郡守。成在《酷吏传》，是一个侠、吏两栖的人物。他是在吏途受挫之后，才回到南阳本郡“为任侠”的。他在南阳的权势竟然盖过了郡守，自不能为武帝所容，所以义纵迁为南阳太守，“至郡，遂案氏，破碎其家”(同上《酷吏义纵传》)。自武帝之世起，下至王莽时代，汉廷都一直以全力来对付“游侠”。《汉书·游侠传》末云：王莽居摄，诛豪侠。名捕漕中叔，不能得(师古曰：指其名而捕之)……中叔子少游，复以侠闻于世云。可见“侠”的困扰与西汉一代相终始，其所以诛不胜诛，正由于父死子继。“侠”几乎事实上变成世袭了，虽然并不合法。本文节选自《武侠小说论卷》，注释从略。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，不得用于商业用途，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。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，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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